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剧中,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不过,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例如,剧中的“小叔”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早年便闯荡深圳、探索个体经济,堪称时代的弄潮儿。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开起了炸鸡店,过上了安稳的余生。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家庭是最终的归途。陈思诚作为优秀的监制、编剧和导演,他认为监制需要处理好职业导演与投资方的关系,既要创造商业利润和价值,也需要展现影片艺术价值。他在谈到与新锐导演崔睿的合作契机时表示,自己的团队更多的希望可以挖掘具有操控商业类型电影创作基因的新锐导演,因崔睿有在美制作类型电影的经验,有态度、有审美、三观契合等因素促成了合作。此外,他一直鼓励导演多参与剧本的创作,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次创作,资源都不是无穷尽的,他希望新人导演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