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长安三万里》的主题并不是礼赞高适与李白的友情,那就说明影片在别的地方藏了机锋,即通过两人的追逐功名之路,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情和内在机理。高适武功盖世,怀有光耀门楣的强烈冲动;李白才华过人,渴望实现人生抱负,但两人过得颠沛流离,人生之路泥泞崎岖,再加上同时期的伟大诗人大多落魄,这足以证明大唐盛世背后的僵硬和腐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格雷马斯提出“功能型”人物观的概念,他把人物当作是一个叙事功能,把故事中的人物分为一下六种:主体、客体、对立体、辅助体、接受体和输出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需要客体,辅助体有助于主体实现这一愿望,对立体试图加以阻止,输出体是剧本价值体系的保障,它向主体交代任务,尽管这一任务不一定符合主体的愿望,最后,输出体还向接受体转达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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